【彰法·守望】与“法”同行，向校园霸凌说“不”

[57] 何海波的长文《内部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是一篇关于行政自我规制的重要文章。

（2）苏维埃政府时期的规范性文件，来自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档案馆所编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同时参考了蔡鸿源主编的《民国法规集成》（黄山书社1999年版）一书。[2]鲁迅等人认为，十二章作为一个整体，乃美德之最，莫不赅备。

……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的，故这些画家所绘出来的都相同。先是地球，后改为天安门，配以齿轮、嘉禾、红绶。几十年之后，张仃自己解释道，天安门广场既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6]参见金建陵：《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的胡允敬》，载《档案与建设》2009年第9期。[19]（1）国民政府时期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来自于台湾地区国史馆所编的《中华民国国旗与国歌史料》（国史馆2002年印行）一书。

首先，毛泽东认为，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国徽上可以表明。[11]参见秦佑国：《梁思成、林徽因与国徽设计》，载《建筑史论文集》（第11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可见，影响间接保障模式现实效果的关键，在于宪法权利向法律权利的充分转化。

因此，虽然基层立法比较充分，但只是量有余而质不足，难以真正实现对散杂居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良好保护。我国立法技术粗糙，与法治发展水平、立法体制、立法人员水平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除了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之外，在其他各门各类立法中几乎都有明显的印记。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③]我国目前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在很多情况下，法院能否摆正自己的未知，对于权利保障本身具有重要的影响。2、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 法律手段是保护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主要方式。

另一方面，当前相关民族立法的严重滞后和缺失更加凸显了政策性手段作为一种暂时性的替代、补充方式所具有的特定价值。此外，傣族的宗教节日很多，佛寺一有宗教活动，这些学生大多数要回寺念经，傣族男生也要参加相关的活动，所以，傣族男生请假旷课的情况较为普遍，将学校教育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因此，宪法层面的保障实际上是作为法律权利保障的补充而存在的。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立法资源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优先制定何者的问题。

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33] 最后，许多民族的传统宗教理念制约了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发展。从制定时间上来看，除了《义务教育法》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而提早出台外，其他的部类教育法均在《教育法》颁布之后陆续出台。就普遍性的角度而言，我国法律对某项权利的保护一般是由宪法作原则性、指向性的规定，进而由法律作进一步的细化和补充，最后由地方性立法进行操作性的完善或变通性规定。

少数民族受教育法律意识的进化，主要可从国家、少数民族受教育者、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监护人三个方面着手。而宁夏回族自治区则在这一方面走在了兄弟自治区的前列，出台了一些列关于教育的单行条例，对本区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作了全方位的保护，如1993年颁布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义务教育条例》、2001年颁布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教育条例》、2004年颁布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督导条例》等。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清楚地发现，目前立法的不完善是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法律保护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所在。按照宗教传统，傣族男孩到了七八岁时都要进入佛寺几年接受佛寺教育，主要学习佛经和傣族语文。

[24]例如前文提到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共8章49条，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但这在全国范围内却是比较少见的。男童进入佛寺后，社会角色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行政法规层面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行政法规法律化的问题。[19]第四，创办各种类型的民族学校和民族班。政治宣示主要有两种形式。而更多的教育类诉讼事实上要么被拒之于法院大门之外、要么被裁定驳回起诉、要么被判决败诉，既是少数原告方胜诉的，也往往是给予宪法上受教育权之外的其他理由（如被诉学校在开除学生的过程中违反程序等）而作的判决。

如，我国长期以来坚持贯彻落实普法教育的政策，随着普法教育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深入展开，少数民族对受教育权的认识不断提高并产生了质的变化——他们逐步认识到受教育权既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又是宪法规定的义务，既是宪法权利又是法律权利，既是我国规定的权利有又是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权利，既是受教育者所享有的实现的权利又是受教育者的监护人负担的帮助实现的义务……又如，正在进行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 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工程。最后，进一步规范少数民族受教育权进行保护的程序性事项。

由于我国传统的性别教育歧视，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习俗以及少数民族认识水平的影响，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女童一生下来就处在家庭和社会的边缘。2、法律的层面 按照法理学的一般观点，一项法律制度的最终实现要经历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两个重要环节。

最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制度关注主体的多元化。[48]可见，这类经济类政策的实行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随后由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等先进理念的引入，行政立法也迎来了崭新的繁荣时代。第三，用人单位要努力克服就业过程中对少数民族人员的歧视，引导少数民族教育健康、良性地发展。从目前地方性立法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来看，其范围、深度、细致性、可操作性都要高于中央立法的层面，但是仍有许多尚待完善的之处。另外，在高等教育的层面，除了兴办民族大学[20]之外，还在内地高校开设民族班各民族预科班，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国家举办民族高等学校，在高等学校举办民族班、民族预科班，专门或者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且可以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办法。毋庸置疑，对于一项法律制度的进步而言，完善的立法、妥当的执法、有效的司法都是外源性的推动力，而只有权利人个人权利意识的本质提高，才是决定该制度进步能否产生飞跃效果的内源性动力。

地方性立法是整个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法律制度与实践的接合面，因此地方性立法的完善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效用也就最为直接。而宪法第二章中已列举的诸权利的客体绝大多数指向的是全体公民，可见客体的普遍性是成为已列举权的重要条件之一。

我国立法的一大通病就在于立法规划意识的缺乏。其二，体现各地实践特点的地方性立法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截止2002年，全国已有民族学院（大学）12所，全国各级普通学校少数民族学生达1991万，专任教师98万，其中普通高校中的少数民族学生达54.1万人，占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总数的5.99%。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在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国家的教育类补贴也就显得杯水车薪。这一点是有域外经验可以参照的。

另一方面，对于受教育者和其监护人而言，学习是受教育者的权利，同时也是监护人的义务。因为前期欠债过多，必然会加大完善性工作的规模和难度。

前文已经提及，司法审查对于宪法权利的保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司法消极主义的蔓延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事业的打击无疑也是致命的。各类学校应当关心民族班和散读的少数民族学生，可以适当提高其助学金、奖学金和生活补助的标准。

根据最近的报道，由于就业压力空前巨大，社会上更是弥漫着一种毕业即失业的悲观论调，直接导致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大幅下滑，许多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而另求生路，其中以西部地区尤为严重。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法理学一般教义在受教育权身上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